写书的人也开始被人写了，并且还是带有争议的写。一本书里包括有针对同一作家的十数篇或者数十篇或褒或贬的争鸣文章，这就是当下崭露头角的文化解读书系。钱钟书、王蒙、余秋雨等知名作家都不能“幸免于被解读”。
记者在书店里看到很多这样的书，如《关于余秋雨———秋风秋雨愁煞人》、《为钱钟书声辩》、《十作家批判书》等。早些时候出现的《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也赫然位于书架上。此外还有针对一些其他文化现象的解读书，如《文人的断桥———〈马桥词典〉诉讼纪实》。仅关于余秋雨的就有四川文艺版《“审判”余秋雨》、湖南大学出版社的《寻找文化的尊严———余秋雨、杜维明谈中华文化》、浙江文艺版《文化突围———世纪末之争的余秋雨》以及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余秋雨现象批判》等十余种之多。湖南文学评论家余开伟（愚士）最近又续编了《余秋雨现象再批判》，将于近期出版。内收去年9月以来围绕余秋雨的争鸣文章。
这类图书有着其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出版周期短、上市快。由于构成书的材料是现成的，只需要收集一下，按照时间顺序或观点的异同进行整理编排即可，不需要重新约稿，故极具时效性。二是此类书多围绕一些新闻热点而编写，并很快成书出版，其价值和新闻性受事件影响很大。三是书的内容多是争论性文章，资料相对较全，且编辑的成分居多，写作的内容较少。四是不同的编者编书的态度也不一样。有的是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观点，有的则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收集争论双方的有关评论。
从各书店的销售情况和读者的反映来看，这类书还是有一定市场的。一位正在翻阅《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读者告诉记者：“这类书作为某些文化事件的实录，能让感兴趣的读者更完整、更全面地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阅读这类书对做人和做文都有一定启发。对搞学问的人，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管士光认为，这种图书畅销的原因在于两点：一是这类书包含的信息量相对较大，适应人们高节奏的生活。二是被评议的人大多是名人，较受读者关注，读者也希望了解更多一些信息。管士光告诉记者说，这些书一般包括人物的正、反两面以及一些有争议性的东西，读起来感觉会更全面，对人物的了解也更立体。三五年之后再看这些书，既可以了解一段历史，还可从中了解当时的社会人文环境。
对此，出版人也有各自的看法。1996年初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是这类争鸣性图书中较早的一本。该书责编徐晓说，在90年代呼唤人文精神的大潮中编选此书，是为了把有代表性的资料积累下来。在90年代中国的文学界和整个思想文化界，王蒙都是一个焦点，关于他的各种议论也成了一个文化热点。这些讨论的意义已超出了王蒙怎样思考现实和别人怎样看待王蒙观点或王蒙现象，它实际上从多方面折射了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纪之交的价值冲突和文化选择，也透露出中国思想文化新格局的某些信息。编选《王蒙现象争鸣录》这本书，既给关注这场讨论的读者提供了较为全面的信息，也给今后中国文化的建设保留了一份较完整的史料。
《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责编顾萍说，这种书，是从不同角度来评价和看待作家作品，并没有对人身的攻击和对人品的指责，应该支持文学上的百花齐放。《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编者之一萧夏林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这类书是适应市场的需求而出现的，它有利于读者由此了解重大的文化现象，能让读者从书的背后发现有用的东西。如《秋风秋雨愁煞人》既是对秋雨现象的总结和梳理，也是对余秋雨的一种解读。
在这类书表面热闹的背后，也有人对它提出了质疑。首先，这类书多是就同一题材进行编辑的，很容易造成重复出版。其次是良莠不齐，内容大致相同，但质量却相差很远。有的是作者或编者认真研究后的成果，有的则是为赶热闹的一种炒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管士光提出：“有些图书不可避免带有编者的倾向性。”徐晓认为：“现在有关文化争鸣类的书越来越多，但如果变成了一种炒作就没意义了。就一个思想、文化界都关注的问题来讨论挺好的，但讨论与出版之间应有一种距离感，应等讨论基本尘埃落定，把各方面的观点都集中起来全面体现，这样才更有学术和史料的价值。”此外，由于此类书涉及作者多，出版匆忙，编者甚至来不及与原作者联系，极易引发版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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